旅游富民效应显著，站在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的新起点上，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旅游业大有可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大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很好地实现了让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与此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一度攀升到2008年的0.491，随后虽然一度出现下降趋势，到2020年依旧高达0.47，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突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简称“提低、扩中、调高”），从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消除贫困、千方百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向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中之重。旅游富民效应显著，站在已经摆脱绝对贫困的新起点上，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旅游业大有可为。

一、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特有性质

    直观地看，旅游活动总体上是一种富裕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旅游消费天然地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旅游业是富民产业。旅游业是典型的生活性服务业，而生活性服务业的开展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一般不创造新的财富，这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相比的根本区别。因此，发展旅游业、刺激旅游消费本身就是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式。纵观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旅游富民效应突出的特点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长期以来也是作为脱贫攻坚和增收富民的重要手段。新发展阶段，有必要深化旅游发展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和推动共同富裕作用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发挥旅游业的富民效应。

    第一，旅游活动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独特作用。简单来说，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分配，而三次分配是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等方式进行转移支付。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最近强调的三次分配依靠道德。由此可见，强调效率优先的初次分配向来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环节，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提出就是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弊端，是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从需求侧来看，富裕群体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主体，旅游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通俗地说，“有钱”和“有闲”是保障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从供给侧来看，低收入群体往往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为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水平低。旅游活动的开展或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实质上就是一种在初次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调节和财富转移。

    第二，旅游活动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还具有市场调节、高效直接、上门服务的优点。旅游活动由于在初次分配环节就调节收入分配，是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机制而实现，可以说是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开展收入分配调节的典范产业。旅游消费活动的财富转移效应高效直接，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旅游消费属于居民最终消费，2019年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高达6.63万亿元，可以说大部分的旅游收入以工资、服务收费、销售收入、经营收入等形式直接转化成为旅游从业人员的个人收入。旅游活动是一种异地消费的过程，富裕群体前往旅游从业人员的惯常环境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因此大多数旅游从业人员是坐等游客的上门花费。综上可以看出，与通过构建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税收调节的二次分配方式相比，旅游活动在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直接且高效。

二、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推动共同富裕，除了需要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提低、扩中、调高”，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等直接性举措之外，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脱贫攻坚、拉动就业等方面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更加基础性的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旅游业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曾经将区域先后发展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不足，然而这些地区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条件。近些年，来自东部地区的游客和旅游投资迅速增多，外来旅游消费和外来旅游投资成为弥补内需不足的关键力量。从实施“对口援藏”“对口援疆”计划来看，旅游领域的对口支援力度呈不断上升态势，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般包含有支援旅游发展的内容，比如“旅游兴疆”战略。

    第二，旅游业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突出。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地区休闲旅游消费，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自发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近些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非常迅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由2012年的7.2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32亿人次，年均增长23.7%，占到国内游客总人次的50%以上；旅游收入由2400亿元增长到8500亿元，年均增长19.8%，占到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5%。两项数据均明显高于同期全国旅游业的平均增长水平。

    第三，旅游业促进脱贫攻坚的成效显著。完成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征程中，旅游扶贫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根据《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口达264万，占年度脱贫总人数的18.3%。旅游扶贫还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方式，通过引导贫困地区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旅游脱贫农户一般具有返贫率低的显著特点。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农家乐、精品民宿、采摘农业、田园休闲等旅游形式依旧为城市居民所热捧。

    第四，旅游业拉动就业的作用向来突出。拉动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旅游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服务员、售货员、保洁员、导游、讲解员、车船司机、保安、停车场管理员、个体户、农家乐经营户等农民工、农户、妇女、老年人、下岗再就业群体等，学历低、专业技能低。旅游业总体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就业门槛低、容量大。旅游业吸纳的就业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路上需要“提低”的重点人群。根据《201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17年全国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旅游就业大多为本地就业，对于那些不具备外出打工能力的人员来说，旅游发展创造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机会。

    第五，旅游业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随着大众旅游时代来临和全域旅游发展，曾经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古镇古村等相对偏远的地区也开始为游客所青睐。旅游业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手段，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文化认同；旅游业是促进偏远地区对外开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世居居民开阔视野和增长见识；旅游业是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增进当地居民对地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旅游业是丰富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引导社区居民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三、旅游业推动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适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富民效应，应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着眼点，以充分释放旅游业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为落脚点。

    第一，扶持中西部等地区旅游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旅游市场的重要作用。在迈向共同富裕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伟大征程中，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东部游客前往西部、东北、中部等地区开展旅游活动。要实施西部旅游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旅游振兴、中部旅游崛起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鼓励长线旅游的发展，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旅游市场优势，努力构建国内旅游市场大循环格局。

    第二，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发展。大力推动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产业园、家庭农场、特色小镇、古镇古村等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引导成立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化水平。优化乡村旅游营商环境，努力破除制约农家乐、精品民宿等富民效应突出的乡村旅游经营业态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实行集合工商、消防、公安等部门的一站式联合审批机制。研究出台鼓励农村闲置宅基地对外流转开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的办法，引导已经在城镇落户的子女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开展旅游经营。

    第三，实施旅游消费提振促进计划。充分发挥旅游业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天然作用，大力开展文旅消费试点示范工作，努力打造有利于文旅消费集聚化发展的旅游休闲街区和夜间文旅消费载体，积极培育文化主题突出的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实施旅游消费促进计划，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景区门票减免、景区淡季免费开放、往返机票打折、高速通行费减免、演出门票打折等政策。定期或不定期发行文旅惠民消费券。

    第四，引导出境旅游需求国内释放。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世纪以来曾经高歌猛进的出境旅游受到抑制，出境旅游需求回流。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花费高达1200亿美元，人均花费1000美元以上，两项数据均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的高消费一度成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缩影。要合理引导房车自驾、低空飞行、海滨海岛、邮轮游艇、养生养老、滑雪运动等高端旅游形式的发展，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旅游兴藏”战略，积极承接潜在的出境旅游需求，努力打造替代性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科学引导被压抑的出境旅游需求“出口转内销”。

    第五，维护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权益。协调处理好政府、外来投资商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在景区景点、文旅综合体、主题公园、特色小镇、古镇古村等大型文旅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努力保障社区居民旅游发展的优先获益权。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表明，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过大源自劳动报酬的增长越来越落后于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因此，要努力维护旅游从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勤劳致富合法权益，适应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实施向劳动者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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